在近代美术史学史上，沃尔夫林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首次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描述画面的术语，二是为专业艺术史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石——也就是说，看不懂或无法描述美术作品就意味着外行。沃尔夫林、罗杰?弗莱、福西雍之后，艺术形式的独立品质得到了强调，形式分析理论发展的更为精致， 美国学者奥夫纳甚至将风格分析施用于艺术鉴定，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在形式分析理论风靡一时之际，相反的声音也同时存在。例如潘诺夫斯基就说：“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形式不能与内容分离，色彩、线条、光影、体积与平面的分布，不论在视觉上多么赏心悦目，都必须被理解为承载着多种含义。” 而这一点恰恰是沃尔夫林的初衷，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在《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沃尔夫林提供了一整套风格分析的术语，但是，沃尔夫林的主旨不是谈形式分析，而是讨论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心理差异。从这一点出发，沃尔夫林之后的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就特别值得一提。他批评了形式纯粹自律的僵化思路，重新回到了沃尔夫林的起点，强调艺术风格变化的主体，强调人的主导作用，而不是纯形式的钟摆式摇动。
在今天，形式分析的理论得到了极大修正，艺术史学者的一个普遍共识是：风格并非自身发展独立发展的结果，甚至也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创造。赞助人、观看者都是风格的参与者，甚至也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另一位美国艺术史家萨默斯（David Summers）在Real Space一书中又对“空间”——社会空间、展示空间等问题展开了新的讨论，要想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艺术史家必须对艺术品的当下存在空间进行置换，要对艺术品原有的社会空间，展列空间，变迁的空间进行重构。
情境逻辑
“情境逻辑”（Situational Logic）这一概念来自于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主要是区别如下两种情境，一是行动者所理解的情境，一是实际发生、存在的情境。波普指出，在科学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事例：一个科学家实际上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他有意识解决的问题。贡布里希借用了情境逻辑这个概念，并将之施用于艺术史与艺术批评领域。
情境逻辑对风格问题提供了纯粹社会学的解释，并以此替代了黑格尔主义的心理学或直觉主义阐释模式。贡布里希用这一理论对风格变迁史作了全新的解释，他在《艺术与错觉》导言中提到：时代风格中存在比黑格尔“时代精神”更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需要用情境逻辑去进行分析。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和技术变革往往会导致意外的后果，即旧有的规则被全部推翻，从而成使风格和趣味出现裂变。风格的变化又会使“自我意识”觉醒，并在在艺术批评中引起“新”与“旧”两极分化的争论。一方是规范的保持者，另一方是建立新传统的革新者，这种情形构成了艺术史具体的时代情境。
“情境逻辑”对于解释现代艺术史或当代艺术更是具有特殊说服力。通过《名利场逻辑——在时尚、风格、趣味的研究中历史决定论的替代理论》一文，贡布里希暗示了艺术家社会生活的情境逻辑包含着一种隐藏的机制——竞争的刺激迫使艺术家们追求某种惊人的东西、新颖的东西，这很容易导致追求时尚。更重要的是，贡布里希指出：“时尚的旋转木马也将在名利场转动。……那些不再停泊于实用功能上的艺术将轻而易举地卷进这场急速旋转的运动，其原因就蕴涵在情境逻辑之中。这是从实用功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引出的非故意的结果之一……”
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讲，贡布里希的“情境”理论主要是针对欧洲艺术批评界流行的表现主义理论和历史决定论而发，其目的是对以下两种偏见进行纠正，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家就是创造了新风格和新的表现方式的人。通过对艺术风格史的系统研究，贡布里希推翻了这种观点，重新强调了艺术家和艺术传统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风格就是标准，用新媒介、新手法进行创作本身就是价值的尺度。这种看法反映了普通人的愿望——即个人的抱负、性格能够得到普遍的承认。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而风格只不过是艺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大多数人来说，用什么风格表现或用什么语言写作几乎与艺术品的质量无关。新与旧并不是衡量艺术品质的价值标准。
这样一来，情境在艺术史研究中就有了双重含义。一、科学和艺术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从科学和艺术本身产生的，艺术家总是在一个由传统预先定型的媒介工作，它可以借鉴这些经验来进行自己的实验。二、艺术家的个人行为总是会受到时尚、趣味、流行观念，甚至是社会运动的挤压，这种压力构成了名利场逻辑，促使艺术家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套用波普尔的话讲：一个艺术家实际上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他有意识解决的问题。意外和偶然性在艺术史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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